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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光、歐陽修和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是什么?
這幾位都是大家,各有各的長處,各有各的歷史,本來可以和睦相處,琴棋詩酒,相歡到底,可這幾位偏偏在政治上的路線不同。
歐陽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于山水之間,這份飄逸,瀟灑,出塵,頗有仙風道骨,讓人覺得有一股看盡世間百態(tài)之相。然而也會讓人產(chǎn)生自顧自的感覺。
而王安石不然,他創(chuàng)造的最著名的歷史事件就是“熙寧變法”。神宗年間,王安石力主變法,為老百姓爭取福利。且不說當時他的具體想法,他推行的新政以“理財”“整軍”為宗旨,涉及面廣,包括了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、軍事等方面,可以說是全方位覆蓋。最最主要的是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牟利進行了抵制。
我們大家都清楚,商人、地主都想在百姓身上撈錢,他們發(fā)大財,百姓就要相應(yīng)的付出金錢,而且數(shù)量頗多。這些錢是百姓辛苦賺來的,無端流入地主和大商的腰包,導(dǎo)致經(jīng)濟滑坡,百姓怎么生活?宋朝又重文輕武,軍隊建設(shè)得不到有效改善,一旦外敵入侵,軍民束手無策。
王安石初衷雖好,但是這一變法,必然影響某些人的利益,那些地主,大商遭到“剝削”,背地里怎么罵王安石,可想而知。新政一出,朝中同僚也有反對之人,他們手中也握有土地,征收富人賦稅,無疑也對他們產(chǎn)生影響,所以他們會玩了命的抵制王安石的變法。當然,變法時產(chǎn)生的副作用還是有的,搞得民怨沸騰。
后來,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司馬光盡廢新法,這是王安石不愿意看到的,可也萬般無奈。神宗一死,沒人支持他的做法,失敗已成必然。而王安石和司馬光也就成了對立雙方了。
墻角數(shù)枝梅,凌寒獨自開。王安石這首詩雖然寫的是寒梅,現(xiàn)實生活中獨自開的又何嘗不是他自己?
歐陽修(1007年-1072年)、王安石(1021年-1086年)、司馬光(1019年-1086年),三人均為北宋時期同朝為官的政治家和文學(xué)家。
王安石熙寧三年拜相(首相),主持變法,是革新派。
司馬光為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元老,官至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(首相)。以司馬光為首的是反對派(守舊派),其成員有蘇軾、黃庭堅、秦觀等。
歐陽修當年提攜王安石,算是王安石的老師。但其晚年思想趨于保守,也屬于反對派陣營。二人之間雖政見不同,但在個人交往上仍然是好基友。
王安石變法目的不純,夾帶很多私貨,功利性很強。既想掃清思想守舊的絆腳石、查抄其家產(chǎn)為神宗皇帝斂財,緩解財政壓力,同時還希望騰出更多的位置安插擁護自己的人。而支持他變法的宋神皇帝更是有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:扳倒那些心高氣傲的遺老遺少們!
司馬光身份顯赫,既擔憂變法傷及自身,同時與王安石又是“一山不容二虎”的關(guān)系。他根本看不起王安石,最后連上五封札子,辭官離京,連神宗皇帝的面子也不給。
神宗皇帝去世后,高太后專權(quán),司馬光重新上臺。報仇的時候到了,司馬光他老人家也搞了“兩個凡是”:凡是王安石創(chuàng)立的制度就要廢除,凡是王安石廢除制度的就要恢復(fù)。簡直瘋狂至極、毫無理智了。更加瘋狂的是,王安石時期收復(fù)的西北米脂四寨,因為這是王安石的成績,司馬光心里看著不爽,竟然要求還給西夏!好在連自身陣營的舊黨們都覺得荒唐而普遍反對,司馬光這才最終覺得壓力太大而作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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